122章 破坏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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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多一条腿走路！
首长这话充满着无奈。一部电影和一部电视里都有过这样的情景，首长在中/南/海宴请归国的荣家人。荣家有几次去了海外，散布在世界各地，但却有一支留在了大陆，一直比较听华夏的话，你说公私合营要收掉我们的企业没问题，你要怎么样都没问题。荣家之所以如此，是不愿意断了华夏的这个根。
其实，所谓历史世家都有如此智慧，即在处于剧变的历史关头，并不孤注一掷，而是多方投机，虽然可能会有亏损，但只要有一方存活下来，家族就还有翻本的机会。
首长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可以说日理万机，为什么会宴请荣家？盖因荣家不仅仅是一个家庭，而是代表着一个窗口，与/资/本/主义世界相联系的窗口，哪怕这个窗口就是香城港，可华夏官方竟然难以找到切入点，甚至，难以找到能够执中信牛耳之人。
现在，杨夏提出不需要国家的投资，他自己就可以在香城港建立公司，虽然首长等人都不知道杨夏的公司有多大，但这不是首长要关心的。首长要关心的，是杨夏是否具备**办公司并赚到钱的能力。显然，杨夏表现出来的能力，似乎比首长的期望值还要高那么一点点。
于是，华夏的事业就多了一条腿，而这多一条腿的结果其他不说，至少可以增加很多主动性。
回到宾馆房间，杨夏都有如做梦一般。
他没想到，他竟然与首长去讨价还价了。想来自己的思想觉悟真成问题。不过，重生后自己面临最重大的困难解决了。杨夏也非常高兴。
杨夏是着急。你说重生到八五八六年，大学刚要毕业时多好。那时绝对不要工作，立即跑到特区去打工，业余随便搞个啥，都能挣到钱，挣到几十万就可以自己干了，以自己的见识难道还不如国内那些企业家，再怎么着也得混过世界五百强的董事长吧。
但是，杨夏却重生在1978，这是个好时代啊！如果杨夏是城市青年。他立即辞职去前门大街摆大碗茶了，2分钱一碗最后也是成就了一番事业的，因为城市青年天生就可以自谋职业自己经商，先小发一点，再悄悄收点古董什么的，只等机会立马一飞冲天。
可是，杨夏却重生在农村，农村青年要进城，至少得等到生产队的集体劳动结束之后。那差不多就1982年了。如果杨夏的智商之类的并没提高，杨夏也许老老实实地写点作品，挣点小钱，最多利用自己的经验考取上京等名牌大学。然后很稳重地去当一个公务员，最后再不怎么混也要混过厅级干部吧，当然。这一过程，自然也不会忘了让家人赚些钱积累一些经验。
智商的提高。让杨夏根本无法忍受再到84年或85年才出山，好在异能让自己的军事素质大大提高。再加上前世二百五似的军事知识，竟然混了个特冲部队的总教官，做下来的结果竟然还像眉像样，所以，杨夏就有些坐不住了，或许，以这样的功劳或身份去给管事的首长谈，弄一张去香城港的护照没什么问题吧。
杨夏当时给老军人说，是觉得老军人能解决这个问题。而老军人没反对，自然表示杨夏说的这事儿其实不算个事儿，无论老军人也好，或是老虎也好，都能比较容易地办到。
但是，这事儿竟然提到首长层面了，而首长竟然亲自与自己商谈细节。这让杨夏嗅出了里面不同寻常的味道。
也让有如做梦一般的杨夏在醒来后，更加确定了自己要做点什么的想法。
但做点什么，也不急在这几天，真要急也急不来的。次日一早，杨夏规规矩矩去开会，听取讨论发言，同时准备自己的发言稿。
作协代表大会秘书处已经通知杨夏，共有十名作家将被要求作大会书面发言，其中杨夏以“年龄最小”的优秀势入选。
作为重生者，而且前世又是记者的杨夏，想在作协代表大会上讲点什么，那是随便一拈就有很多内容的，但是，副主席召见他后，他的心性又有所变化，如果说，过去的高调或什么，已经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一切，包括这个时代谁也没有的“自/由”杨夏都轻易地获得了，所以，杨夏现在特别想的就是埋下头来学习，做事。而不是这里表态，那里发言。
不过，安排好了的事也不容拒绝。那又讲点什么好呢，最后，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最后杨夏决定讲一个问题，“国民的破坏性问题”。
杨夏立论的基础是，我们只有认清且必须认清国民的这一性格特性给我们的事业所带来的危险、危害，我们才能脱胎换骨，继往开来。不知道自己过去的人，是没有资格拥抱未来的，揭开疮疤是为了新生。
前世，杨夏在重生前突然对这个问题感起了兴趣，找了一些资料来读，并且还写了几篇随笔。前世，杨夏在这类主题中，到不是要去声讨项羽一把火焚烧了阿房宫，也不是要声讨李自成、张献忠之流，而是讲这种不可理喻的冲动的情绪在世俗生活中的表现，旨在提醒人们随时加强自身休养，阻止这种带有巨大破坏力量的恶劣情绪、恶劣习惯。
杨夏准备的讲话，有其与时代相符的一面，譬如有利于对四/人/帮/的理论清算；但比较反动的一面，则是对“革/命”行为的影射，要知道，再过两年吧，一本以《李自成》为名的高大全的，还会获得著名的茅盾奖，杨夏此说，岂不是对那部和整个时代审美的批判？
所以，杨夏在讲话稿里，连李自成、张献忠的名字都没提，明末的任何事件，都不在自己的视野之内。
但是，杨夏却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他准备的讲话稿并不是说自己拿着就可以上台去讲，而是头一天必须交给代表大会书记处审核，实际上是中/宣/部审核，所以，这一审核的结果，就是中/宣/部几个搞文艺理论的人来找杨夏谈话，建议杨夏放弃这个讲话内容。
杨夏一想，是啊，这个东西看起来在说历史说习惯，但谁能说它不是在影射现在呢，所以，杨夏也就准备放弃了。
但是，一个理论人士以自己的“权威”硬要杨夏给作协代表大会书记处写一份检讨，要检讨出这种思想的根源、危害，以及未来的整改措施。
“你们这是要搞过去那套因言获罪！”杨夏顿时就毛了，泥人还有三份火性呢，不讲是可以的，毕竟这个话题与这两年的意识形态还是不相符合，但杨夏却受不了这种动不动加诸人身的做法。自己先大会检讨，此后岂不是要戴高帽子游街？
“杨夏同志，你这是什么态度，你的心目中还有没有组织？”那个理论人士顿时一根棍子打了过来。
“组织？哼，请问你是哪个组织的，你刚才的观点代表哪个组织，是中/宣/部/么？还是四/人/帮？刚刚过去的三中全会，才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你有本事，就从实践上驳倒我，就从实践上证明给我看，否则，我要向大会控告你这种动不动用组织压人的行为！”
杨夏当即就强势反击起来，而且因为其修炼了内功的原因，几乎是声震大楼，让那位本就想以势压人的家伙顿时浑身不自在。有理不在声高，可这家伙的声音也太高了呢。
杨夏这话骂得，诛心啊！这个理论权威，最近一年来几乎一直在受气，本想抓到一个年轻作家的稿子好好地批评一顿，给自己扬扬威，谁知，自己竟然惹到了一个火/药/桶，杨夏根本不吃他那一套。
最后，另外两人则打着圆场，说他们代表会议审稿，只是觉得这稿子不太合适，能不能不讲，或换个题目？
“我可以不讲，但是，我与这位姓刘的同志没有完。解放前，我们南蜀有个恶霸地主也姓刘，我今天在作协代表大会书记处，终于体会到了当年恶霸地主的威风，我想问一问上级组织，是谁给他的权力，动不动就让人检讨，还要检讨神马根源、危害，请问，我这话还没讲，我危害谁了？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吗？”
前世的记者，久经考验，讲起假话套话包括骂起人来，绝对不是这个时代的极/左/人士所能比拟的。杨夏这几句话一出，那名刘姓理论权威顿时如丧考妣，他知道他不经意间招惹到了一个麻烦。哪怕自己不怕应战，可是，对方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呢，自己赢了一个孩子脸上有光么？可要是输了呢？此时，这家伙真的有些后悔了。
杨夏如此暴起反击，与这个时代的风尚也颇有关系，此时，华夏在言论领域，其实是非常乱的，那啥墙的事还没结束，即便结束了也只是形式上结束，思想上的乱，已经形成，思想的缝隙，已经打开。这也是杨夏敢于写破坏性讲破坏性的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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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多一条腿走路！
首长这话充满着无奈。一部电影和一部电视里都有过这样的情景，首长在中/南/海宴请归国的荣家人。荣家有几次去了海外，散布在世界各地，但却有一支留在了大陆，一直比较听华夏的话，你说公私合营要收掉我们的企业没问题，你要怎么样都没问题。荣家之所以如此，是不愿意断了华夏的这个根。
其实，所谓历史世家都有如此智慧，即在处于剧变的历史关头，并不孤注一掷，而是多方投机，虽然可能会有亏损，但只要有一方存活下来，家族就还有翻本的机会。
首长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可以说日理万机，为什么会宴请荣家？盖因荣家不仅仅是一个家庭，而是代表着一个窗口，与/资/本/主义世界相联系的窗口，哪怕这个窗口就是香城港，可华夏官方竟然难以找到切入点，甚至，难以找到能够执中信牛耳之人。
现在，杨夏提出不需要国家的投资，他自己就可以在香城港建立公司，虽然首长等人都不知道杨夏的公司有多大，但这不是首长要关心的。首长要关心的，是杨夏是否具备**办公司并赚到钱的能力。显然，杨夏表现出来的能力，似乎比首长的期望值还要高那么一点点。
于是，华夏的事业就多了一条腿，而这多一条腿的结果其他不说，至少可以增加很多主动性。
回到宾馆房间，杨夏都有如做梦一般。
他没想到，他竟然与首长去讨价还价了。想来自己的思想觉悟真成问题。不过，重生后自己面临最重大的困难解决了。杨夏也非常高兴。
杨夏是着急。你说重生到八五八六年，大学刚要毕业时多好。那时绝对不要工作，立即跑到特区去打工，业余随便搞个啥，都能挣到钱，挣到几十万就可以自己干了，以自己的见识难道还不如国内那些企业家，再怎么着也得混过世界五百强的董事长吧。
但是，杨夏却重生在1978，这是个好时代啊！如果杨夏是城市青年。他立即辞职去前门大街摆大碗茶了，2分钱一碗最后也是成就了一番事业的，因为城市青年天生就可以自谋职业自己经商，先小发一点，再悄悄收点古董什么的，只等机会立马一飞冲天。
可是，杨夏却重生在农村，农村青年要进城，至少得等到生产队的集体劳动结束之后。那差不多就1982年了。如果杨夏的智商之类的并没提高，杨夏也许老老实实地写点作品，挣点小钱，最多利用自己的经验考取上京等名牌大学。然后很稳重地去当一个公务员，最后再不怎么混也要混过厅级干部吧，当然。这一过程，自然也不会忘了让家人赚些钱积累一些经验。
智商的提高。让杨夏根本无法忍受再到84年或85年才出山，好在异能让自己的军事素质大大提高。再加上前世二百五似的军事知识，竟然混了个特冲部队的总教官，做下来的结果竟然还像眉像样，所以，杨夏就有些坐不住了，或许，以这样的功劳或身份去给管事的首长谈，弄一张去香城港的护照没什么问题吧。
杨夏当时给老军人说，是觉得老军人能解决这个问题。而老军人没反对，自然表示杨夏说的这事儿其实不算个事儿，无论老军人也好，或是老虎也好，都能比较容易地办到。
但是，这事儿竟然提到首长层面了，而首长竟然亲自与自己商谈细节。这让杨夏嗅出了里面不同寻常的味道。
也让有如做梦一般的杨夏在醒来后，更加确定了自己要做点什么的想法。
但做点什么，也不急在这几天，真要急也急不来的。次日一早，杨夏规规矩矩去开会，听取讨论发言，同时准备自己的发言稿。
作协代表大会秘书处已经通知杨夏，共有十名作家将被要求作大会书面发言，其中杨夏以“年龄最小”的优秀势入选。
作为重生者，而且前世又是记者的杨夏，想在作协代表大会上讲点什么，那是随便一拈就有很多内容的，但是，副主席召见他后，他的心性又有所变化，如果说，过去的高调或什么，已经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一切，包括这个时代谁也没有的“自/由”杨夏都轻易地获得了，所以，杨夏现在特别想的就是埋下头来学习，做事。而不是这里表态，那里发言。
不过，安排好了的事也不容拒绝。那又讲点什么好呢，最后，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最后杨夏决定讲一个问题，“国民的破坏性问题”。
杨夏立论的基础是，我们只有认清且必须认清国民的这一性格特性给我们的事业所带来的危险、危害，我们才能脱胎换骨，继往开来。不知道自己过去的人，是没有资格拥抱未来的，揭开疮疤是为了新生。
前世，杨夏在重生前突然对这个问题感起了兴趣，找了一些资料来读，并且还写了几篇随笔。前世，杨夏在这类主题中，到不是要去声讨项羽一把火焚烧了阿房宫，也不是要声讨李自成、张献忠之流，而是讲这种不可理喻的冲动的情绪在世俗生活中的表现，旨在提醒人们随时加强自身休养，阻止这种带有巨大破坏力量的恶劣情绪、恶劣习惯。
杨夏准备的讲话，有其与时代相符的一面，譬如有利于对四/人/帮/的理论清算；但比较反动的一面，则是对“革/命”行为的影射，要知道，再过两年吧，一本以《李自成》为名的高大全的，还会获得著名的茅盾奖，杨夏此说，岂不是对那部和整个时代审美的批判？
所以，杨夏在讲话稿里，连李自成、张献忠的名字都没提，明末的任何事件，都不在自己的视野之内。
但是，杨夏却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他准备的讲话稿并不是说自己拿着就可以上台去讲，而是头一天必须交给代表大会书记处审核，实际上是中/宣/部审核，所以，这一审核的结果，就是中/宣/部几个搞文艺理论的人来找杨夏谈话，建议杨夏放弃这个讲话内容。
杨夏一想，是啊，这个东西看起来在说历史说习惯，但谁能说它不是在影射现在呢，所以，杨夏也就准备放弃了。
但是，一个理论人士以自己的“权威”硬要杨夏给作协代表大会书记处写一份检讨，要检讨出这种思想的根源、危害，以及未来的整改措施。
“你们这是要搞过去那套因言获罪！”杨夏顿时就毛了，泥人还有三份火性呢，不讲是可以的，毕竟这个话题与这两年的意识形态还是不相符合，但杨夏却受不了这种动不动加诸人身的做法。自己先大会检讨，此后岂不是要戴高帽子游街？
“杨夏同志，你这是什么态度，你的心目中还有没有组织？”那个理论人士顿时一根棍子打了过来。
“组织？哼，请问你是哪个组织的，你刚才的观点代表哪个组织，是中/宣/部/么？还是四/人/帮？刚刚过去的三中全会，才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你有本事，就从实践上驳倒我，就从实践上证明给我看，否则，我要向大会控告你这种动不动用组织压人的行为！”
杨夏当即就强势反击起来，而且因为其修炼了内功的原因，几乎是声震大楼，让那位本就想以势压人的家伙顿时浑身不自在。有理不在声高，可这家伙的声音也太高了呢。
杨夏这话骂得，诛心啊！这个理论权威，最近一年来几乎一直在受气，本想抓到一个年轻作家的稿子好好地批评一顿，给自己扬扬威，谁知，自己竟然惹到了一个火/药/桶，杨夏根本不吃他那一套。
最后，另外两人则打着圆场，说他们代表会议审稿，只是觉得这稿子不太合适，能不能不讲，或换个题目？
“我可以不讲，但是，我与这位姓刘的同志没有完。解放前，我们南蜀有个恶霸地主也姓刘，我今天在作协代表大会书记处，终于体会到了当年恶霸地主的威风，我想问一问上级组织，是谁给他的权力，动不动就让人检讨，还要检讨神马根源、危害，请问，我这话还没讲，我危害谁了？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吗？”
前世的记者，久经考验，讲起假话套话包括骂起人来，绝对不是这个时代的极/左/人士所能比拟的。杨夏这几句话一出，那名刘姓理论权威顿时如丧考妣，他知道他不经意间招惹到了一个麻烦。哪怕自己不怕应战，可是，对方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呢，自己赢了一个孩子脸上有光么？可要是输了呢？此时，这家伙真的有些后悔了。
杨夏如此暴起反击，与这个时代的风尚也颇有关系，此时，华夏在言论领域，其实是非常乱的，那啥墙的事还没结束，即便结束了也只是形式上结束，思想上的乱，已经形成，思想的缝隙，已经打开。这也是杨夏敢于写破坏性讲破坏性的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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