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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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北方城郭》兼与朱向前先生商榷
评论家朱向前先生写有两万余字的书评《是大作，但不是精品——三谈（北方城郭）及其它》，先在《当代》上发表，后收入他的新书《初心与正觉》中，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再次为柳建伟的作品大声疾呼，改变了一大批人之对《北方》的看法。
其论深邃独到、精彩纷呈，本来让我无话可说，因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后来我渐渐产生一些不同的想法，在此就教于朱先生，兼以商榷。
此混沌与彼混沌
朱先生用“大树”“推土机”来概括阅读《北方城郭》之后的感受，认为它躯干粗大、枝叶繁茂，反映了整体的、开阔的、长河一般的社会生活和历史画卷，充分显示出作者自身的力量、吨位、气势之胜，克服了中国当代小说“半部杰作”的通病，使之神完气足、真力弥漫。
这些看法十分形象。但是朱先生又用“混沌”来形容《北方》则非我敢同意，在我看来，它至多只可以叫“复杂”（Complexity）。
美国威斯康幸大学物理学博士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在《复杂》一书里说，“复杂”不同于“混沌”，它发生在“混沌”的边缘，具有将秩序和混沌融人特殊的平衡的能力。
所以，如果说巨著都含有一种“混沌感”的话，那么《北方》给我们的印象却只是复杂感——它的丰满的生活、繁杂的情节、黑洞般深不可测的人物表现出的都只是一种复杂感。原因在于《北方》的人物、思想、情节无一不具有形而下的清晰性，即使它拷问出第一主人公李金堂灵魂的深邃来了，这种深邃仍是一种形而下的清晰、形而下的复杂。
即就是说作家十分真实地写出了当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种种现实——现实如此，他才如此去写，既未对这样的现实作以提升，亦未对它作以超拔，它始终在形而下的范围内做着巴尔扎克式的“时代记录员”，满足于对社会、人物关系、性格的复杂性之探究，缺少了形而上的诗性追问。
巨著的特点正在于它具有形而上的意味——《红楼梦》等作品既能从地上看到天上，又能从天上看到地下。
由于有了这类形而上的追问，它们才具备了无穷的多义性和一种叫人不知所始不知所终的浑茫感，这样的感觉我们方才称它做“混沌”，以此表明作品内容和思想的无法穷尽性。形而下的“复杂”却不同于形而上的“混沌”，无论多复杂它都可以穷尽与讲明，它的浑茫感只具有形而下的意味——相对于态度、倾向性比较明晰的作品来说，《北方》取消了作者本人的态度、倾向，让人不知道作者对人物真确的态度；但这不能叫“混沌”，它的浑茫只是相对的、能够说得清楚的，所以是形而下的。
《红楼梦》的“浑茫”却是绝对的——人生如梦、世事无常、祸福倚伏……一切不可知、不可测，一切给人幻灭感、迷离感，使我们不断叹问人生何为、历史何为。我们问天、我们问地，我们问不胜问。终究是不知所以，在这儿处处是形而上的疑点。这样的阅读感觉才叫“混沌”。
此混沌不同于彼混沌，形而下的“混沌”不妨叫它“复杂”，只把形而上的“混沌”叫做“混沌”。朱先生以为如何？
如果朱先生同意我的意见，那么我进一步要认为，柳建伟太注重故事情节，构思时太理性，所以他只能进行形而下的打捞，形而下的深抠细挖，形而下的宏观统驭……因此，这部作品也算出色了，但它与经典作品不可比拟，它不是巨著。
朱先生的文章恰恰给人的是那样的印象，可能是爱才心切的缘故。
二、何为“批判现实主义”
巴尔扎克是批判现实主义的颠峰，“学习”巴尔扎克的《北方》是不是、算不算批判现实主义呢？
朱先生认为是的，我却同样不能苟同，虽然柳建伟深受巴氏影响，虽然他还说要像巴氏那样写作。
我如何对它进行定位呢？我只把叫做“写实”主义。
说它是写实的，是因为我们转型期社会中诸多的阴暗面被它曝光了，即使它依旧有嫌不够与不足，但宅的主要关注点在人物性格深度的展示上。这是无可厚非的。
不幸的是柳建伟仅仅局限于这些，到此为止了。
这样，它给我们的印象非但不像“批判”，反倒有认可、赞美之意。比如作者有意将李金堂拔成玩手腕的大师，并且玩出了极高的素养，以至于让我们难以相信这位“政治家”（原作中的称谓）17岁还在人家当佣工、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如此还不够，他还要借李金堂的情人之口一次次称李为“伟丈夫”。在“政治家”“伟丈夫”的导演下，其他人几乎都成了爬虫——知道李金堂贪污108万的两个人先后自杀，他们怎就如此放心地走了呢？不就这点款子吗，值得自杀吗？况且自杀者之一很爱自己的妻子，一直和妻子在一块儿，却没把李金堂的贪污透露出去，保密觉悟可真高啊！
自杀的目的却是为了保住李金堂——自杀前居然还谈过条件，李金堂同意妥善安排自杀者的妻儿，好让自杀者放心自杀。真有点匪夷所思！
他们如此没有现代人意识，心甘情愿地为主子而死，全不信了法制公正，不懂得捍卫自己的权利了吗？这样的处理方法，让我蒙生了历史倒流的错觉，仿佛回到皇权专政、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年代去了。
作家就这样硬性地没把李金堂给揪出来示众，让他做了个潜在的贪污犯，很不能令人信服。
当然，我不是说李金堂应在作品里得到他该有的惩罚，而是说作者“掩护”李金堂所用的方法经不住怀疑，人为设计的痕迹过于显眼。
况且作家一再这样“同情”、“保护”、“赏识”李金堂不由人不疑惑——你是在“批判”吗？
在文学史上，《官场现形记》叫“批判”现实主义，它明明白白地将当时的官场比喻为“畜生的世界”，声言不愿与“这班畜生在一块”。
《围城》里假道士的虚伪、自私、狭隘如同猴子夹紧尾巴遮起红红的屁股，作者揭开它的后盖，这也叫“批判现实主义”。
《北方》“批判性”在哪里呢？
敢写某些方面的阴暗面不叫批判现实主义，只写阴暗面也不一定就是批判现实主义。如果你对阴暗面沾沾乐道、甚至心存嘉许的话，那么就已走到“批判”的反面去了。
如此，《北方》就被湮没在平面化的现实成分中，过多的现实拖累得它起飞不了。
当人物完全被故事的旋涡急速卷走时，我们眼中所见的就全剩下形而下的复杂系统，看不到形而上的腾飞、诗情与超越了。
所以，如《北方》这样太注重故事本身未见得就是好事。
这种偏见还不只一个，它可能是中国当代作家的普遍意识，也是我们写不了巨著的本质原因。
何况写到悲处，作者往往无余力去作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火候未到、味儿没出来就轻轻带过去，有点像一般写手们笔下的武侠小说——在应该停一停、留一留的地方停不住、留不下，一个个很不错的、能使我们深深情动的契机便全部失去了。
也许这和作家本人的才气、心力相关，而不是因为他不想写好。
成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写到悲处却都是够味够劲、酣畅淋漓的。由此可知柳建伟似乎算不上写情的圣手，不若武侠大师金庸，在情的体味和揣摩上，具有莫大的才性；他的特长在于“理性”，能够驾驭大场面，写出人性之深，但很难写出动人灵性的细节。
作品中他正是如此自觉地设计了许多大场面，扬长避短的。如白剑爷爷的死，县城的游行示威，李金堂的电视讲话等等。场面很大，都是为了写出其中错综复杂的种种人物关系，最终则是为“故事”服务，求一个平面世界上的热闹、好看，而不惜让深层次的情感世界牺牲，进一步地将“批判”拉平为“写实”，将包含了巨著之分量的内容降格降价。
因而，我觉得柳建伟不仅应如朱先生所言的，要借鉴二十世纪现代文学的表现手法，脱去十九世纪形式、技巧等方面的一些不良影响，这还不是要紧之事，这方面欠缺至多只是外部受损，他像不少的其他作家那样，最缺的是没有什么现代意识，思想较为陈旧，写出的东西能发出“霉”味儿来，没有鲜亮与清纯——这种非现代人意识使我怀疑他能不能找到“批判”社会的支撑点，具不具备批判社会的现代人意识，人文关怀、博爱精神尚在其次。
创作巨著的作家拥有的恰恰是超前的意识、现代的思想，甚至要先知先觉——它们构成了作品的内部肌理。
单单学一些外在的花哨容易，难的是内部的思想能不能跟进——我批评柳建伟的意义正在这里，因为它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作家的通病与不足，而这决不是一时一日自修就可行的，否则“一不小心就是一《红楼梦》（王朔语），倒是谁都能侃得出来的平常话了。
2000年9月15日，北京魏公村。
——谈《北方城郭》兼与朱向前先生商榷
评论家朱向前先生写有两万余字的书评《是大作，但不是精品——三谈（北方城郭）及其它》，先在《当代》上发表，后收入他的新书《初心与正觉》中，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再次为柳建伟的作品大声疾呼，改变了一大批人之对《北方》的看法。
其论深邃独到、精彩纷呈，本来让我无话可说，因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后来我渐渐产生一些不同的想法，在此就教于朱先生，兼以商榷。
此混沌与彼混沌
朱先生用“大树”“推土机”来概括阅读《北方城郭》之后的感受，认为它躯干粗大、枝叶繁茂，反映了整体的、开阔的、长河一般的社会生活和历史画卷，充分显示出作者自身的力量、吨位、气势之胜，克服了中国当代小说“半部杰作”的通病，使之神完气足、真力弥漫。
这些看法十分形象。但是朱先生又用“混沌”来形容《北方》则非我敢同意，在我看来，它至多只可以叫“复杂”（Complexity）。
美国威斯康幸大学物理学博士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在《复杂》一书里说，“复杂”不同于“混沌”，它发生在“混沌”的边缘，具有将秩序和混沌融人特殊的平衡的能力。
所以，如果说巨著都含有一种“混沌感”的话，那么《北方》给我们的印象却只是复杂感——它的丰满的生活、繁杂的情节、黑洞般深不可测的人物表现出的都只是一种复杂感。原因在于《北方》的人物、思想、情节无一不具有形而下的清晰性，即使它拷问出第一主人公李金堂灵魂的深邃来了，这种深邃仍是一种形而下的清晰、形而下的复杂。
即就是说作家十分真实地写出了当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种种现实——现实如此，他才如此去写，既未对这样的现实作以提升，亦未对它作以超拔，它始终在形而下的范围内做着巴尔扎克式的“时代记录员”，满足于对社会、人物关系、性格的复杂性之探究，缺少了形而上的诗性追问。
巨著的特点正在于它具有形而上的意味——《红楼梦》等作品既能从地上看到天上，又能从天上看到地下。
由于有了这类形而上的追问，它们才具备了无穷的多义性和一种叫人不知所始不知所终的浑茫感，这样的感觉我们方才称它做“混沌”，以此表明作品内容和思想的无法穷尽性。形而下的“复杂”却不同于形而上的“混沌”，无论多复杂它都可以穷尽与讲明，它的浑茫感只具有形而下的意味——相对于态度、倾向性比较明晰的作品来说，《北方》取消了作者本人的态度、倾向，让人不知道作者对人物真确的态度；但这不能叫“混沌”，它的浑茫只是相对的、能够说得清楚的，所以是形而下的。
《红楼梦》的“浑茫”却是绝对的——人生如梦、世事无常、祸福倚伏……一切不可知、不可测，一切给人幻灭感、迷离感，使我们不断叹问人生何为、历史何为。我们问天、我们问地，我们问不胜问。终究是不知所以，在这儿处处是形而上的疑点。这样的阅读感觉才叫“混沌”。
此混沌不同于彼混沌，形而下的“混沌”不妨叫它“复杂”，只把形而上的“混沌”叫做“混沌”。朱先生以为如何？
如果朱先生同意我的意见，那么我进一步要认为，柳建伟太注重故事情节，构思时太理性，所以他只能进行形而下的打捞，形而下的深抠细挖，形而下的宏观统驭……因此，这部作品也算出色了，但它与经典作品不可比拟，它不是巨著。
朱先生的文章恰恰给人的是那样的印象，可能是爱才心切的缘故。
二、何为“批判现实主义”
巴尔扎克是批判现实主义的颠峰，“学习”巴尔扎克的《北方》是不是、算不算批判现实主义呢？
朱先生认为是的，我却同样不能苟同，虽然柳建伟深受巴氏影响，虽然他还说要像巴氏那样写作。
我如何对它进行定位呢？我只把叫做“写实”主义。
说它是写实的，是因为我们转型期社会中诸多的阴暗面被它曝光了，即使它依旧有嫌不够与不足，但宅的主要关注点在人物性格深度的展示上。这是无可厚非的。
不幸的是柳建伟仅仅局限于这些，到此为止了。
这样，它给我们的印象非但不像“批判”，反倒有认可、赞美之意。比如作者有意将李金堂拔成玩手腕的大师，并且玩出了极高的素养，以至于让我们难以相信这位“政治家”（原作中的称谓）17岁还在人家当佣工、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如此还不够，他还要借李金堂的情人之口一次次称李为“伟丈夫”。在“政治家”“伟丈夫”的导演下，其他人几乎都成了爬虫——知道李金堂贪污108万的两个人先后自杀，他们怎就如此放心地走了呢？不就这点款子吗，值得自杀吗？况且自杀者之一很爱自己的妻子，一直和妻子在一块儿，却没把李金堂的贪污透露出去，保密觉悟可真高啊！
自杀的目的却是为了保住李金堂——自杀前居然还谈过条件，李金堂同意妥善安排自杀者的妻儿，好让自杀者放心自杀。真有点匪夷所思！
他们如此没有现代人意识，心甘情愿地为主子而死，全不信了法制公正，不懂得捍卫自己的权利了吗？这样的处理方法，让我蒙生了历史倒流的错觉，仿佛回到皇权专政、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年代去了。
作家就这样硬性地没把李金堂给揪出来示众，让他做了个潜在的贪污犯，很不能令人信服。
当然，我不是说李金堂应在作品里得到他该有的惩罚，而是说作者“掩护”李金堂所用的方法经不住怀疑，人为设计的痕迹过于显眼。
况且作家一再这样“同情”、“保护”、“赏识”李金堂不由人不疑惑——你是在“批判”吗？
在文学史上，《官场现形记》叫“批判”现实主义，它明明白白地将当时的官场比喻为“畜生的世界”，声言不愿与“这班畜生在一块”。
《围城》里假道士的虚伪、自私、狭隘如同猴子夹紧尾巴遮起红红的屁股，作者揭开它的后盖，这也叫“批判现实主义”。
《北方》“批判性”在哪里呢？
敢写某些方面的阴暗面不叫批判现实主义，只写阴暗面也不一定就是批判现实主义。如果你对阴暗面沾沾乐道、甚至心存嘉许的话，那么就已走到“批判”的反面去了。
如此，《北方》就被湮没在平面化的现实成分中，过多的现实拖累得它起飞不了。
当人物完全被故事的旋涡急速卷走时，我们眼中所见的就全剩下形而下的复杂系统，看不到形而上的腾飞、诗情与超越了。
所以，如《北方》这样太注重故事本身未见得就是好事。
这种偏见还不只一个，它可能是中国当代作家的普遍意识，也是我们写不了巨著的本质原因。
何况写到悲处，作者往往无余力去作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火候未到、味儿没出来就轻轻带过去，有点像一般写手们笔下的武侠小说——在应该停一停、留一留的地方停不住、留不下，一个个很不错的、能使我们深深情动的契机便全部失去了。
也许这和作家本人的才气、心力相关，而不是因为他不想写好。
成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写到悲处却都是够味够劲、酣畅淋漓的。由此可知柳建伟似乎算不上写情的圣手，不若武侠大师金庸，在情的体味和揣摩上，具有莫大的才性；他的特长在于“理性”，能够驾驭大场面，写出人性之深，但很难写出动人灵性的细节。
作品中他正是如此自觉地设计了许多大场面，扬长避短的。如白剑爷爷的死，县城的游行示威，李金堂的电视讲话等等。场面很大，都是为了写出其中错综复杂的种种人物关系，最终则是为“故事”服务，求一个平面世界上的热闹、好看，而不惜让深层次的情感世界牺牲，进一步地将“批判”拉平为“写实”，将包含了巨著之分量的内容降格降价。
因而，我觉得柳建伟不仅应如朱先生所言的，要借鉴二十世纪现代文学的表现手法，脱去十九世纪形式、技巧等方面的一些不良影响，这还不是要紧之事，这方面欠缺至多只是外部受损，他像不少的其他作家那样，最缺的是没有什么现代意识，思想较为陈旧，写出的东西能发出“霉”味儿来，没有鲜亮与清纯——这种非现代人意识使我怀疑他能不能找到“批判”社会的支撑点，具不具备批判社会的现代人意识，人文关怀、博爱精神尚在其次。
创作巨著的作家拥有的恰恰是超前的意识、现代的思想，甚至要先知先觉——它们构成了作品的内部肌理。
单单学一些外在的花哨容易，难的是内部的思想能不能跟进——我批评柳建伟的意义正在这里，因为它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作家的通病与不足，而这决不是一时一日自修就可行的，否则“一不小心就是一《红楼梦》（王朔语），倒是谁都能侃得出来的平常话了。
2000年9月15日，北京魏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