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谣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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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是作家黄国荣的收获年，这年他推出了创作生涯20多年来几乎所有最重要的作品。先是中国工人出版社为他出了本中、短篇小说集《走啊走》，再是作家社隆重出版作者的三部长篇小说“日子三部曲”《街谣》、《乡谣》、《兵谣》。
《兵谣》和《乡谣》早先问世，是在几年前，分别拍成电视剧、在中央台“小说连播”节目中两次播出，得到热烈反响。
前者是作家30年军旅人生结晶，写一个农家青年在军队求“上进”的历程。他不择手段地做好事，为的是在激烈的竞争里超拔出来，从战士提干，灵魂一次次扭曲变形。在他人帮助和自己良心感召下，才慢慢回归正常，具备了真“好人”的脾性。这时他是有资本做个“好人”了，已被提干，成为“模范”“榜样”，生计无忧。也就能为自己的手下谋利，继而抱打不平，在大会上谴责军中**事情。结果可想而知。留下无穷多的想象空间。
比如，为什么一个人非得走极端地精心算计和行动才能“上进”，得到上方赏识与优待不可？日常我们习惯的造“英雄”、竖典范的功夫不是太可怕吗？大家又几曾警惕？
这样，其主人公古义宝也就成为一个经典的、独一无二的形象。
《乡谣》是作者数十年农村生活直接与间接阅历的集成。书中写了一位地主儿子汪二祥40年风雨艰难人生。
故事内容琐碎却富含滋味，有着史诗般凝重大气的风格，是作家迄今为止最为出色的作品，也是整个20世纪杰出的经典之作，其分量地位不下于《围城》、《边城》或《白鹿原》、《活着》。这有待得到文学界公平的评价和认识。
《街谣》则是又一番磨难曲折，为黄国荣在书界从业十来年的经验总结。
作家黄国荣除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担任社长一职外，还兼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和副秘书长，对出版社、新华书店、报刊等媒体极为熟识，写过不少深有影响的出版发行改革和经营管理研究文章，牵头组织了一次次的全国订货会、研讨会和书市，并给社长、总编和编辑、发行等培训班开过课。《街谣》讲的正是这领区的故事，高度浓缩了二十多年来书业界艰辛的改革史，张扬了不屈于命运的、平凡人物人性与生命的精神价值。
黄国荣的小说都比较冲和平淡，芒含意中，味在字外，觉得到，摸不着，耐人琢磨。我一直觉得他是作家堆里那种心灵仁慈的人，写得不绝不狠，舍不得叫笔底人物四面楚歌，到处碰壁。历经坎坷了，他的“好人”
略略都会给出路。同为军旅出身的莫言、阎连科，一者绝，会把故事推向极至，写尽绝境下人物的性情悲欢，如《红高粱》《酒国》《檀香刑》；一者狠，人物毫无出路，惟余死路一条，如《日光流年》《年月日》《耙耧天歌》《坚硬如水》。
《街谣》正是给好人“出路”的书。
不同于《乡谣》、《兵谣》单线地围绕一人推展情节，《街谣》的主人公是三个关系交叉错综的男人。
莫望山、闻心源、沙一天去了同一村插队，出场时已是14年后，三个都回到省会江都市，处境却大异。
莫望山在农村娶妻落户，为返城，不得不离婚，“知青办”已撤，父母又离异，回来后工作茫无头绪，听人建议，才借款于图书批发一条街的“庙街”开书店，因别业都放开了，只书业未全开，尚有机会早占市场。
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深富远见。
而闻心源又是一种命运，插队不久即入伍从军，直干到正团级宣传处长，刚刚转业，受到刁难，一大摞军功章、获奖证和发表的代表作复印件，还不抵老主任写给省宣传部长的便笺。因便笺生用，被塞在省新闻出版局市场管理处。
最是春风得意的沙一天，却是插队时就使坏，出鬼点子得到支书信任，将爱女说给他，又把惟一的名额让给他，推荐他上了大学。他和那女子发生关系后，却不要她了。留城后一心钻营，现正娶了市长之女为妻，出任南风出版社社长。
就是说，三个过去很要好的人，14年后又同在图书发行业这个古老而新兴的行业做了弄潮儿，只是这时的“起点”已很不一样。
人的本性是变化不大的，投机的继续投机，义气的继续义气，沙一天抛弃的女人，莫望山要了，并接出一起创业，勤俭发家，渐渐做大。结果高位的在降，惯于钻营的自身也受了坏人利用，沙一天坐牢；能人在稳中有升有变，闻心源的命运始终是个悬案；而作为“好人”的莫望山因事业做得太大，现有体制下已无法容纳他继续施展。
小说借人物命运的次第浮沉，围绕的都是同一核心问题展开、演绎，即：中国书业究竟缺什么？
这个问题至关重大，它关涉时代精神与文化能否发展健全以及其中所有人的命运好赖。
在一个处处有漏洞、处处被人为限制着的环境下，谨守规矩的大书商莫望山一再受挫，偶尔也需权宜变通，到一定程度就寸步难行了，到顶了，不得不远走异邦去发展。掌权的稍许贪婪、稍微不小心，就能被不法书商拖下水，变得更贪更坏，所以，贾学毅、沙一天纷继落网，连做官最技巧与老谋深算的赵文化，都受到降职和记大过处分。
每个人的性格、地位、爱情、婚姻都在微妙变化着，把这一切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思考的则是那位能写作、会分析、不投机、特自信并在直接体验着的闻心源。通过直率敢言的他，作者传达的其实是自己的思考与声音，没有亲身阅历和强烈责任、忧患意识的人是发不出这些声音的。
那么，中国书业究竟缺些什么呢？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大环境或法规、体制的缺漏。
各级各类官员无一是百姓选的，而是一级级任命，要得上司了解、喜欢，就需跑官要官买官，与此同时还要相互提防、相互勾结、相互利用。龌龊、卑鄙、自我作践……手段下流，官场上人干不了正事，又很容易被不法分子钻空子。这就生出种种事端与舞弊。
书业最缺中间环节，产供销严重错位，市场无序，出版社不在做总发行，而在当推销员，自办发行低水平推销，网点不全，货源短缺，太原始，不成气候。每个社都建书库，库存大，又浪费了资源。发行所、省级新华书店都不做中盘，只顾教材，管本区几个社，行不成主渠道。而销售、零售店不零售，买书号出书，与出版社争利。出版社的书单走新华书店，好处是不会赖帐，但新华书店吃“大锅饭”，形式单一，分布太松散，拖欠一年年，退货一批批，呆帐死帐让出版社所受损失不知多少。集体、个体店大大弥补了新华书店的空漏与不足，可一旦赖帐，发行人说不清，向出版社要书只能给现金、保证不退货。还不许卖教材和中央领导的书（只许新华书店卖），加之印刷厂布局不合理，只好盗印等等，就逼良为娼了。
如此，《街谣》完全当得一部主题鲜明的史书，也是埋伏了深刻忧思激愤的杰作，还是一部“实验”的书，将作者萦绕心头十数年来的难解之结，以艺术的形式推出，形象展示了当代都市书业人的生存状态，实现了作家要与芸芸众生“一起过日子，品味百姓日子的酸、甜、苦、辣”，并为之代言、呐喊的誓言。
尤为难得的，是作家以执着精神和追求信念谱写的另一形式的“生命谣歌”，诚如他在“代序”里说的：一九九三年动笔写《兵谣》到完成《乡谣》、《街谣》三部曲，历时八年余。数百个节假日，上千个夜晚。
业余写作的甘苦只有业余写作的人能体会，每天清晨六点半起床，七点半乘班车上班，下午五点一刻坐班车回家，在单位忙碌一天，吃过晚饭立即调整情绪，由工作状态转入写作状态，每晚干到十一点半关机，不管情绪多高涨，文思多通畅，没有商量，第二日清早要按时起床按时上班。每天都有成堆的事情要做，连正常假都没法休，没有精神不行，工作也做不好。累是累，但自认为值。我可以无愧地对自己说，你一直在做两个人的事情，你过一天，等于常人活两天。
2002年11月16日，北京。
2002年是作家黄国荣的收获年，这年他推出了创作生涯20多年来几乎所有最重要的作品。先是中国工人出版社为他出了本中、短篇小说集《走啊走》，再是作家社隆重出版作者的三部长篇小说“日子三部曲”《街谣》、《乡谣》、《兵谣》。
《兵谣》和《乡谣》早先问世，是在几年前，分别拍成电视剧、在中央台“小说连播”节目中两次播出，得到热烈反响。
前者是作家30年军旅人生结晶，写一个农家青年在军队求“上进”的历程。他不择手段地做好事，为的是在激烈的竞争里超拔出来，从战士提干，灵魂一次次扭曲变形。在他人帮助和自己良心感召下，才慢慢回归正常，具备了真“好人”的脾性。这时他是有资本做个“好人”了，已被提干，成为“模范”“榜样”，生计无忧。也就能为自己的手下谋利，继而抱打不平，在大会上谴责军中**事情。结果可想而知。留下无穷多的想象空间。
比如，为什么一个人非得走极端地精心算计和行动才能“上进”，得到上方赏识与优待不可？日常我们习惯的造“英雄”、竖典范的功夫不是太可怕吗？大家又几曾警惕？
这样，其主人公古义宝也就成为一个经典的、独一无二的形象。
《乡谣》是作者数十年农村生活直接与间接阅历的集成。书中写了一位地主儿子汪二祥40年风雨艰难人生。
故事内容琐碎却富含滋味，有着史诗般凝重大气的风格，是作家迄今为止最为出色的作品，也是整个20世纪杰出的经典之作，其分量地位不下于《围城》、《边城》或《白鹿原》、《活着》。这有待得到文学界公平的评价和认识。
《街谣》则是又一番磨难曲折，为黄国荣在书界从业十来年的经验总结。
作家黄国荣除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担任社长一职外，还兼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和副秘书长，对出版社、新华书店、报刊等媒体极为熟识，写过不少深有影响的出版发行改革和经营管理研究文章，牵头组织了一次次的全国订货会、研讨会和书市，并给社长、总编和编辑、发行等培训班开过课。《街谣》讲的正是这领区的故事，高度浓缩了二十多年来书业界艰辛的改革史，张扬了不屈于命运的、平凡人物人性与生命的精神价值。
黄国荣的小说都比较冲和平淡，芒含意中，味在字外，觉得到，摸不着，耐人琢磨。我一直觉得他是作家堆里那种心灵仁慈的人，写得不绝不狠，舍不得叫笔底人物四面楚歌，到处碰壁。历经坎坷了，他的“好人”
略略都会给出路。同为军旅出身的莫言、阎连科，一者绝，会把故事推向极至，写尽绝境下人物的性情悲欢，如《红高粱》《酒国》《檀香刑》；一者狠，人物毫无出路，惟余死路一条，如《日光流年》《年月日》《耙耧天歌》《坚硬如水》。
《街谣》正是给好人“出路”的书。
不同于《乡谣》、《兵谣》单线地围绕一人推展情节，《街谣》的主人公是三个关系交叉错综的男人。
莫望山、闻心源、沙一天去了同一村插队，出场时已是14年后，三个都回到省会江都市，处境却大异。
莫望山在农村娶妻落户，为返城，不得不离婚，“知青办”已撤，父母又离异，回来后工作茫无头绪，听人建议，才借款于图书批发一条街的“庙街”开书店，因别业都放开了，只书业未全开，尚有机会早占市场。
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深富远见。
而闻心源又是一种命运，插队不久即入伍从军，直干到正团级宣传处长，刚刚转业，受到刁难，一大摞军功章、获奖证和发表的代表作复印件，还不抵老主任写给省宣传部长的便笺。因便笺生用，被塞在省新闻出版局市场管理处。
最是春风得意的沙一天，却是插队时就使坏，出鬼点子得到支书信任，将爱女说给他，又把惟一的名额让给他，推荐他上了大学。他和那女子发生关系后，却不要她了。留城后一心钻营，现正娶了市长之女为妻，出任南风出版社社长。
就是说，三个过去很要好的人，14年后又同在图书发行业这个古老而新兴的行业做了弄潮儿，只是这时的“起点”已很不一样。
人的本性是变化不大的，投机的继续投机，义气的继续义气，沙一天抛弃的女人，莫望山要了，并接出一起创业，勤俭发家，渐渐做大。结果高位的在降，惯于钻营的自身也受了坏人利用，沙一天坐牢；能人在稳中有升有变，闻心源的命运始终是个悬案；而作为“好人”的莫望山因事业做得太大，现有体制下已无法容纳他继续施展。
小说借人物命运的次第浮沉，围绕的都是同一核心问题展开、演绎，即：中国书业究竟缺什么？
这个问题至关重大，它关涉时代精神与文化能否发展健全以及其中所有人的命运好赖。
在一个处处有漏洞、处处被人为限制着的环境下，谨守规矩的大书商莫望山一再受挫，偶尔也需权宜变通，到一定程度就寸步难行了，到顶了，不得不远走异邦去发展。掌权的稍许贪婪、稍微不小心，就能被不法书商拖下水，变得更贪更坏，所以，贾学毅、沙一天纷继落网，连做官最技巧与老谋深算的赵文化，都受到降职和记大过处分。
每个人的性格、地位、爱情、婚姻都在微妙变化着，把这一切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思考的则是那位能写作、会分析、不投机、特自信并在直接体验着的闻心源。通过直率敢言的他，作者传达的其实是自己的思考与声音，没有亲身阅历和强烈责任、忧患意识的人是发不出这些声音的。
那么，中国书业究竟缺些什么呢？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大环境或法规、体制的缺漏。
各级各类官员无一是百姓选的，而是一级级任命，要得上司了解、喜欢，就需跑官要官买官，与此同时还要相互提防、相互勾结、相互利用。龌龊、卑鄙、自我作践……手段下流，官场上人干不了正事，又很容易被不法分子钻空子。这就生出种种事端与舞弊。
书业最缺中间环节，产供销严重错位，市场无序，出版社不在做总发行，而在当推销员，自办发行低水平推销，网点不全，货源短缺，太原始，不成气候。每个社都建书库，库存大，又浪费了资源。发行所、省级新华书店都不做中盘，只顾教材，管本区几个社，行不成主渠道。而销售、零售店不零售，买书号出书，与出版社争利。出版社的书单走新华书店，好处是不会赖帐，但新华书店吃“大锅饭”，形式单一，分布太松散，拖欠一年年，退货一批批，呆帐死帐让出版社所受损失不知多少。集体、个体店大大弥补了新华书店的空漏与不足，可一旦赖帐，发行人说不清，向出版社要书只能给现金、保证不退货。还不许卖教材和中央领导的书（只许新华书店卖），加之印刷厂布局不合理，只好盗印等等，就逼良为娼了。
如此，《街谣》完全当得一部主题鲜明的史书，也是埋伏了深刻忧思激愤的杰作，还是一部“实验”的书，将作者萦绕心头十数年来的难解之结，以艺术的形式推出，形象展示了当代都市书业人的生存状态，实现了作家要与芸芸众生“一起过日子，品味百姓日子的酸、甜、苦、辣”，并为之代言、呐喊的誓言。
尤为难得的，是作家以执着精神和追求信念谱写的另一形式的“生命谣歌”，诚如他在“代序”里说的：一九九三年动笔写《兵谣》到完成《乡谣》、《街谣》三部曲，历时八年余。数百个节假日，上千个夜晚。
业余写作的甘苦只有业余写作的人能体会，每天清晨六点半起床，七点半乘班车上班，下午五点一刻坐班车回家，在单位忙碌一天，吃过晚饭立即调整情绪，由工作状态转入写作状态，每晚干到十一点半关机，不管情绪多高涨，文思多通畅，没有商量，第二日清早要按时起床按时上班。每天都有成堆的事情要做，连正常假都没法休，没有精神不行，工作也做不好。累是累，但自认为值。我可以无愧地对自己说，你一直在做两个人的事情，你过一天，等于常人活两天。
2002年11月16日，北京。